作者：马玲 

来源：灵子策

孟晚舟案曝出来后，我一边关注最新动态和各种评论，一边阅读了有关任正非和华为的三本书。

从老任的出生和成长环境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历的种种坎坷和波折，就会知道他绝不是一个可以认输服输的人。

老任身上集合了他父亲家族江南温润的聪明好学和他母亲家族贵州山里的倔强不屈。

他过往遭受的打击基本上都不是单一的，往往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打击一起袭来。

华为的发展史，就是一路被人歧视、被人低看、被人逼迫、被人刁难、被人打击走到今天的。

军人出身的老任，其特点是步步为营、层层谋划、打持久战，然后绝地反击。

近日刷屏的任正非在华为内部的讲话，那句”敢于和美国赛跑，现在到了提枪跨马上战场的时候”，有着浓浓的老任烙印。

1.他被骗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老婆

老任1944年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父母是山村小学教师，兄弟姊妹七个，他是老大。

他1963年考取了重庆建工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建筑工程单位工作。1974年辽阳化纤总厂引进法国设备，承担这项工程的基建工程兵

把他纳入麾下，从此他穿上军装，从技术员、工程师，干到技术副团级的副所长。他因出色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正非离开部队，是这两件事促使了他的转业：一个是基建工程兵的撤销，另一个是她女儿孟晚舟的一句话，“爸爸，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你要为我的前途负责。”那时他所在的部队基地位于偏僻之地，女儿孟晚舟和儿子任平上的学校很不理想。

1987年，任正非43岁时。因为军人的单纯，让他对社会和商场的险恶缺乏认知，在经营中被骗去200万，结果被深圳南油集团下属的电子公司这家国企除名，一时落魄不堪。

本来背负着200万债务的中年任正非，就心里压力山大心情极其沉重，可是祸不单行，他不仅因此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老婆孟军（后来他的两位夫人都是华为的秘书出身，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

远在贵州的父母听闻任正非的不幸遭遇，匆匆从贵州赶来深圳与他团聚。他只好带着父母和弟弟妹妹住进深圳简陋的棚屋里，他母亲操持一家人的吃喝，在艰苦岁月和大山里养成的节俭习惯这时候又发挥出作用，她捡菜市场不要的菜，买菜市场里死去的鱼虾，所有行为都是为了省钱。

很不幸的是，1995年老人的父亲回到家乡。一天他口渴想喝饮料，为了省钱，就在小摊上买了最便宜的一瓶，喝完之后便腹泻不止，最终因全身功能衰竭离世。2001年任正非随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访期间，他母亲在昆明遭遇车祸去世。没能好好尽孝的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父亲母亲》。他说，“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

老任祖上是浙江浦江县某村的大户，他父亲解放前曾在北平上大学，后来因为他祖父母去世，其父任摩逊不得已大学肄业。他父亲曾入职国民党412军工厂当会计，抗战期间一路迁址，最后到了贵州。在经历一系列磨难后做了老师，其母是山里成长的姑娘，接受过高中教育，成了父亲的同行。

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成长中吃了许多苦头。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一家九口人吃饭实行严格的管控，因为只要有一人多吃一口另一人就可能饿死。任正非高考复习时，也是听着肚子咕咕叫挺过来的。

任正非上了大学时要带被子，但他们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家中被子都是几个人盖一条。他母亲无奈下只能东平西要，用百色布料拼成一条花被让任正非带走。

文革时期，任正非一家人受尽折磨，父亲因为有过为国民党工作的经历，很早就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为了从重庆的大学赶回家，没钱买票只好扒火车，挨造反派的打，被推下火车。他步行十几里，半夜到家，父母心疼不已，坚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回去，免得受牵连。

那时他家里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元，家庭虽然很穷，但是充满温情。上世纪80年代，父母在他失意的时候赶来深圳，就是为了给他送温情，当然也给他增添了更大的压力，他必须全力奋斗。

2.他癌症复发、官司缠身、严重抑郁症，深夜捂脸痛哭

1987年，无奈之余，任正非联手五个商海的朋友，勉强凑到2.1万元，在深圳创办了华为。那时，窘迫的华为，什么赚钱干什么，跟所有八十年代创业的公司没啥不一样。

1991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乌江兴研发出万能级的04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个消息让任正非大受鼓舞。他和任正非一样，都是军人出身，都对外国人说的“中国人永远无法研制出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断言，嗤之以鼻。

任正非也想搞这个，但遭到公司高层的普遍反对。

于是，1991年他带着公司的几个高管去美国考察了一番，其后写了一篇至今还在流传的文章，“美国将经久不衰”。老任当下是否还持这种观点，就不知道了。

2000年5月，国际电信联盟首次公布了有关三G的通行标准，标志着3G时代到来。任正非认识到3G的重要性后，大手一挥，整个华为开始为三G忙活起来。

任正非为了让华为追赶3G时代，将所有鸡蛋都放到这个篮子里，尽管公司高层有不少人质疑，但他坚定无比。

大家只好从最基础的芯片做起。为了制作芯片，华为每一次生产都要耗费数百万元，加上设备投入累计消耗掉50亿元。

当时小灵通也是一个比较有市场前景的项目，任正非根本不理会小灵通。当时的中兴却在小灵通产业上异军突起。

糟糕的是，2002年华为遭遇了国际范围内的电信产业寒冬。恰在这时，种种磨难缠上了他。华为的业绩下滑，思科的钱伯斯与他在美国打官司，公司的技术骨干李一男离职自主公司后成为华为的对手，他的癌症复发再次手术，他的母亲在他随胡锦涛出访时车祸死亡，他严重失眠患上抑郁症。半年多时间里，一个58岁的男人，半夜噩梦醒后，坐在床上捂着脸痛哭。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仍然不服输，力排众议继续低迷的三G工程。他顽强坚信，会有云破天开的那一天，后来任正非的偏执终于迎来收获。

3.对他的考验从来都是叠加着来，同时应对国内国外的官司

1970年出生的湖南人李一男，15岁就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1992年听说了华为“绝不让雷锋吃亏”，慕名而来成为华为的实习员工。他不仅聪明懂技术，而且十分投入肯干，任正非对他寄予厚望。三年后，25岁的他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的总裁，后被评为中国电子百强企业中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

任正非对他爱如亲子，以至于公司内传说李一男可能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

任正非一心想把他栽培成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的全能型人才，于是把他调离中央研究部，转战市场部从事产品推广。但隔行如隔山的他，曾经的叱咤风云变成了无用武之地，他萌生退意。

2000年底，任批准了李一南的辞呈。李在北京另立山头成立港湾公司，主打业务是代理华为路由器和数据通信产品。2001年以后，港湾的销售额猛增，港湾公司还由此赢得了“小华为”的绰号。

为了摆脱华为分销商的身份，李一男决定与国外企业合作，获取资金支持。这种行为惹恼了任正非，任视这个行为是不怀好意好意的威胁。从此情同父子的两人撕破了脸皮，曾经情同父子的俩人现在势同恶敌

当李突飞猛进时，华为却遭遇了低迷，三G研发没有结果，CDMA招标败北，思科正在对华为发难要打官司。

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在任正非的指挥下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打港办”，主要职责就是港湾参与竞标锁定的目标，华为就是拚个鱼死网破也要一搏到底。其实任正非知道华为和港湾的大战结局可能与中兴的那次绝杀差不多，最后恐两败俱伤。但是任正非就是这个性格，不肯服输。

他抓住李一男技术上很强但不懂管理的短处进攻，后来港湾不少员工因为李一男的管理失当而纷纷离开，让李陷入孤独。

2005年，华为向港湾发动了全面进攻。华为凭着雄厚的财力优势，打起了持久战。港湾在上市无望的情况下，李一男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将港湾卖给德国西门子的决定。

任正非清楚，西门子若收购港湾，而诺基亚要收购西门子旗下通信业务，不论诺基亚和西门子哪家收购的港湾对华为来说都是一场不可预料的灾难。于是任正非在关键时刻釜底抽薪，2005年10月以1000万元的高价挖走了港湾深圳研究所的一个语音研发小组。

李一男重整旗鼓时，任正非乘胜追击，以原告的身份状告港湾侵犯了华为的知识产权。微妙的是，此刻的西门子和诺基亚在业务合并中达成了新的共识，不再考虑港湾。在港湾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任正非趁机提出了收购港湾的计划。

2006年5月上旬，任正非以胜利者的姿态像李一男抛出橄榄枝，5月10日双方在杭州会面，很快生成了合作备忘录，就此对手变成了盟友。任正非和李一男第二次握手。李一男重回组织，很快晋升为华为终端公司副总裁。

2008年10月6日，李一男再次离开华为，跳槽进了百度，成为百度的首席CTO。后来又跳到中国移动组建的12580北京无限迅奇当 CEO。而12580在进行市场运作时，华为在诸多大型企业的投资中投资额最大，也就是李一男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没有彻底离开华为。

在跟李一男的博弈中，任正非可谓兵法变幻几多，在任正非一再降服李一男中，让人见识了他的高招手段。

任正非在国内大伤脑筋的时候，国际上又有了新的麻烦。世纪之交，思科制造的路由器、转换器和其它设备承载了全球80％的互联网通信。成立十六年，登顶全球市值第一公司。钱伯斯被评为“数字世界之王”。当年的总统克林顿提及思科的，“不但在联网工业领域，在任何领域都是最出色的公司”。然而，不可一世的钱伯斯却说，思科的第四代对手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华为。

2002年华为在德克萨斯州设立分公司Future Wei。在美国媒体上打出广告，背景选择思科的品牌图腾金门大桥，广告词是“他们唯一的不同是价格”——华为的路由器比思科的同类产品便宜30%以上。

思科的CEO钱伯斯试图把华为扼杀在摇篮中。21世纪初，适逢中国刚加入WTO，思科选择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中国是否践行WTO精神”的高度。《华尔街日报》为此案定调，“两个企业间纯粹的商业纠纷”成为考验“中国政府是否执行WTO关于知识产权承诺”的试金石。

当时华为正集中精力跟另起炉灶的技术天才李一男过手，思科的掺合，弄得华为国内国外焦头烂额。

2003年1月22日，华为接到通知，思科在德州东部Marshall小镇的联邦法院起诉华为，起诉时间距离中国春节只有9天时间。起诉地点上也显示了思科的老辣，Marshall小镇民风保守（陪审团制度），该联邦法院向来偏向知识产权所有者。

2003年3月17日，两方在联邦法庭上首次对峙。钱伯斯老生常谈，认为华为侵权。华为当然否认。

在美国打官司的时候，思科的公关能力非凡，美国政府和商界倾向本土企业，中国的一些媒体也站在思科这边，中国政府怕惹麻烦默不作声。

思科的诉讼没有约定标的，也就是没有赔偿金额。显然思科意不在赔偿，而在市场。思科欲拿到禁销令，将华为赶出美国和其他国际市场。

思科自己也是在知识产权诉讼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当思科是后来者的时候，朗讯诉思科侵权。钱伯斯反击朗讯，是一种试图“阻挠业界领袖脚步”的“纯粹的市场策略”，“是绝望公司的绝望举动”。

所谓“华为威胁论”，最早出现在思科，为此思科还成立了打击华为的工作小组。

2003年，正当华为和思科的法庭质证进入白热化时，曾是华为主将的刘平总裁在国内开始发难。

刘平跟李一男一样有着睿智的头脑，但更老成持重。他要求离职时，在股权利益没有得到满意结果时，不像李一男那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是直接将华为送上了国内的法庭。华为有史以来首次被自己人告上了法庭，任正非不得不国内国外两线作战。

诱因是这样的：2002年刘平宣布脱离华为，任正非给了他1990年享有的354万股份，以1:1的比例全额兑现为现金354万元，这个数字让刘平愠怒，他觉得华为对自己造成了很大伤害。

由于当年华为在实地股权问题上确实欠妥，引起个不少人的不满，于是公司内部很多已经单干的元老也如法炮制，纷纷使用诉讼手段起诉，一时间搞的任正非如坐针毡。幸运的是，这些案件没有公开审理，所以此次股权争执的结果也成了华为内部的高级秘密。

通过这次股权争执，任正非认识到了华为在股权制度上的漏洞百出。这一年他拿出30亿元，宣布华为内部不少于80%的员工都拥有公司旧部股票的购买权。其后他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清理股权。目的就是要避免企业因为业绩不佳而招致内部股挤兑潮。更重要的是这样能做到将内部融入资本市场中转移风险。

股权清理结束后，华为缩小了新老员工之间的差距，分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过去因股权争执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勇于面对问题的任正非，把坏事变成好事。

美国那一厢，华为在第一回合中，和思科的对垒陷入完败的窘境。 任正非哀叹之余，没有自暴自弃，静下心来寻找挽回的机会。

华为的美国分部不惜以高薪聘请大名鼎鼎的美国律师精英，这些律师刚开始不相信华为的自说，华为把他们邀请到总部参观，亲眼所见后他们改变了偏见。

律师们向华为献出了一条妙计：紧抓“私有协议”这个字眼儿，也就是揭开思科为了在市场上保持高额利润收入，借助“私有协议”这种宜于隐蔽的垄断策略。华为借助美国政府当时正积极呼吁的反垄断，向美国政府申诉“私有协议”这个把柄，使得美国政府开始质疑思科先前的行为。与此同时，华为积极拉拢一些美国民间团体。美国一家名为LOBBY的公司，其法人和股东都是美国的退休高官，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美国人不喜欢华为，部分原因是任正非的军人出身和军旅背景，他们认为华为是一家有着军方背景的公司。华为积极与LOBBY公司合作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误会。

此外，华为还和《华尔街日报》和《财富》等媒体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华为通过他们将自己的财务管理机制、产品研发流程、审计方针等和盘托出，记者们访问了华为的公司，其中以IBM公司为代表的华为老战友在记者面前力挺华为，主动向他们说明华为绝对没有侵权。随着盟友的增加，华为在美国的统一战线阵营越来越大。在律师的引荐下，华为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数据通信专家，他亲自到华为核对研发流程后得出结论，两家相似产品的性能重合度不到2%。于是华为重整旗鼓，与思科开始了第二次开庭对质。

在“世纪之讼”第二次开庭后三天，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美国的后起之秀3COM与华为合组了一家新公司，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1994年思科的灵魂人物钱伯斯运用市场博弈策略打败了3COM。合资公司成立后的第四天，3COM的CEO克拉夫便出现在法庭上为华为撑腰打气。有了各路盟友的支持，有了3COM公司的帮忙，思科的锐气大减，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和解协议。

4.知道了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就知道他咽不下大洋彼岸的那口气

任正非以带军队的形式带出的这支企业队伍，狼性十足。2004年姜戎的《狼图腾》问世，华为团结作战、运用策略、作风强硬、同仇敌忾的气势，被人们冠之为狼性企业，任正非就是那个狼王。

任正非的狼群队伍，把同行里的不少企业咬趴下了。比如， 1998年华为销售收入98亿，中兴40亿，巨龙30亿，大唐9亿。三年后的2001年，华为销售收入255亿，中兴93亿，大唐20.5亿，巨龙4亿。后来基本上就剩华为和中兴两家撕咬了。

1998年中兴和华为竞标湖南、河南交换机业务，矛盾激化，华为提交的标书处处针对中兴。第二天中兴如法炮制。华为一怒之下，在河南与长沙将中兴告上法庭。中兴也在这两个地方把华为告上法庭，而且双方都立刻提出反诉。

2003年，印度招标时，华为和中兴不惜轮番降价，结果令印度人坐收渔利。吃定中国的运动，2009年竟然以反倾销的名义，征罚华为50%反倾销税。而中兴由于不肯提供资料，更是收到236%反倾销税的严厉惩罚。

多国见状，起而效仿，凡是招标，必请中兴和华为对垒，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关部门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调解出一套制约两家的招标办法。这次华为参加，中兴需要避让，下次反之。

由于华为与中兴的这种“对手关系”，所以这次孟晚舟案发生后，网上就有一些流言说是中兴告状搞的鬼。

别看任正非表面和蔼谦逊，非常低调，实际上他在企业里很有脾气，而且有时候说话很糙，被称为狂人。

前华为人张贯京在《华为四张脸》里讲了任正非的两个故事。

一次，他向老任汇报与南斯拉夫邮电部谈判的进展情况，虽然华为报价最低，但还是被南斯拉夫拒绝。老任听后勃然大怒，怒吼“你们有没有脱开裤子，让相亲的对象直接看一下，你们的XX有多大，那样不是更快吗？”那天是华为代表团的全体汇报会议，在座还有两位女士，张贯京气得丢下资料转身就走。

另一个故事，是张贯京的清华大学校友，当时在华为担任宣传部长和首席新闻发言人。一次他和老任同去拜会客户，在酒店大堂发现少带一份资料。老任发怒：“你们都是白吃饭的吗？”顺势狠狠踢了他一脚。

此外， 华为攻打俄罗斯时，任正非对领军的李杰下军令状：“如果有一天俄罗斯市场复苏了，华为却被挡在了门外，你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吧！”，李杰后来不无感慨地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啊！

虽然有时候老任的脾气很坏，但他对员工的爱和以身作则也是有目共睹的。

1994年的一天，一个名叫金森林的新人进入华为。炎热的7月的一个傍晚，他和其他员工一直忙碌到半夜12点，看见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头儿穿着食堂的白大褂儿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厨子，他们推着的餐车上摆着米饭和鱼汤。等他夜里回车间时，发现那位送餐的大师傅也睡在这里。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一个月，8月的一天，当任正非西装革履走到台上给新员工训话时，他才知道那个不起眼的老头是任正非。

老任和其他的家族管理模式不同，崇尚民主管理。他出差不要秘书和助理陪同，在食堂吃饭和员工一起拿餐盘打饭。担任华为终端董事长的余承东说任正非：“过去20年中，任总一个人打出租车是常有的事儿。昨天早晨我在酒店等他，他就是打出租车来的。他把自己的股份分给员工之后，公司又没有上市，不是大富翁就无需保镖了。”

华为是世界500强企业里唯一一个没上市的大企业，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由员工持有。

任正非和马云一样喜欢说大话，1994年他就向员工们宣称，十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华为要占1/3天下。幸运的是他和马云一样，后来都兑现了目标。

虽然任正非喜欢说大话，但是他身上的忧患意识也很强。他经常用冬天提醒企业和个人。

任正非在管理方面不断借鉴西方经验，在以前的“军人化”管理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人性。

他在财务改组中，借鉴了美军特种部队情报员、投弹兵、军事专家三位一体的分组作战体系。在华为内部，它将客户经理、方案策划专家以及交付专家绑定成一个工作小组，在客户面前构成一个牢固的三强联盟组织。

在项目管理方面，他以IBM公司的条款签约以及价格等授权文件为参照对象，亲自承担财务程序审批的权责，如此一来公司决策过程得以精简，杜绝了内部沟通是存在的成本浪费现象。

任正非喜欢读毛选，他在部队时曾是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他把一些毛式战略，从国内运用到国际。

华为走出国门后，用的也是先易后难、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路径。先拿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接着在欧洲日本市场立足，最后打入美国，但磨难不断的也正是在美国。现在美国把华为作为围剿五G的靶子，作为打击中国发展的目标。

美国用“长臂管辖”羁押引渡孟晚舟，可谓全世界都能看明白里面的奥秘。除了中国外交部的严正声明以外，老任肯定也在运筹帷幄。以他善于打持久战的谋略来看，他的手段和战法恐怕还是后发制人。

美国在遏制中国发展方面已经开始焦虑，从特朗普开打的贸易战到抓捕孟晚舟，手段越来越辣。

知道了老任是怎么走过来的，就知道他咽不下发生在大洋彼岸的那口气，至于他会怎样还击，目前还想象不出来，只能拭目以待。

老任的经营之路，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一个接一个的磨难推着他走。他的打击和磨难仍然没完没了，今后也会一直继续下去。